有一个人看我的博客后，跟我说：你怎么不写夫妻的柴米酱醋。我经过几夜的思索后，突然觉得我这样拿腔拿调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，不符合我已婚少妇的身份，所以我还是写一点吧。即使十年八年后，我们感情生变，离婚了，这歪酷估计也倒了，网络文字构不成山盟海誓的证据的。

五月中旬，彭小克有一次跟我Skype聊天说：“我经常在厨房做饭时，有时候在纳闷，怎么还没有听到你在门外大叫我的名字，珽珽！回过神才知道，我在美国。我想念你回家一到楼梯就大喊我，而我慌不迭地去开门，我想你一定很爱我，所以得赶紧开门让你看到我，我也赶紧看看你，今天有没有累着，每天都这样。”

我后来想，的确，我们在一起五年里，我几乎不带钥匙出门，我总相信我下班回家时，他就在屋子里，就在门的那一端，我只要在楼梯口大声地喊他的名字，他就会来给我开门。有时候他在厨房，有时候他在睡觉，我一直喊，他有时慌慌忙忙出来，有时候睡眼惺忪地出来，然后他每次都会问我，今天累不累。我这人心眼很坏，每次都唉声叹气，告诉他又是倒霉的一天，很忙也很累。然后，他就会很可怜我了。

有一次，我还在上班，他打电话告诉我，我回家时他不会在家里，要加班。当天晚上我失望回家时，发现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着。然后电话铃就响了，他在电话里说，如果我下班发现家里漆黑一片，心里会难过，他将心比心，替我心生凄凉，所以就把灯都开着了。

当然，他是个很马虎的人，也有忘记钥匙的时候。一个晚上，我们夫妻邀请另一对不靠谱的男女朋友来家里打扑克牌，爬上了五楼，才发现，我们俩没有一个带着钥匙的。这对男女朋友鄙视了我们后扬长而去，我们俩坐在漆黑的楼梯里，等远在岛外的老二送钥匙过来。

去年，他还在我身边时，我做过一个梦。梦里面他死了，但我还是每天都在拨打他的手机号码，他的电话号码一直没有变过，我无论碰到什么事情，总是第一个想到他，告诉他，希望他能跟我同欢喜，同悲伤，或者需要他帮助我解决难题，梦里面，这个电话号码却一直无人接听，当然因为他死了，我简直觉得没有办法渡过这个瞬间，只好绝望地一直拨打这个无法接通的电话。梦醒来后，我哭了很久，因为梦境的可怕，对这个梦我一直记忆犹新。现在这个号码真的无法拨通了，我本来还有去交过几个月话费，想保留这个号码，但后来发懒，三个月没去交费，号码被取消了。

写感情发展不顺，我非常拿手，因为我好像擅长写生活的不幸，但要写感情好，我不太习惯，总会流于肉麻。

我希望我们马上就能在一起，然后我们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，而太过于焦虑。希望我们之后的每一个五年，都像之前的这个五年那样顺顺利利，幸福快乐。

我哥带领他的弟兄，不包括我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袭击了绿家溪中学。他们背着一个大箩筐，神情肃穆，踏着一步0.6米的步子，朝着半山腰的中学出发，中间并没有言语。所有在黑暗中点烟的大人，偶尔瞥见了他们，都认为这群孩子是发臆症，半夜要去打猪草了。

他们从一楼的教室开始，像蒙古兵一样，席卷了整个教学楼。我哥蹲坐在操场的旗杆下面，带着领袖人物特有的忧虑，思虑是否将来和过去一样难以挽回，黑色的旗子迎着夜风在他头顶哗啦作响，两颗白玉兰绽放的花朵即使在黑暗中也轮廓清晰，花色洁白晶莹剔透。黑暗的教室里不时传来窸窣窸窣翻动东西的声音，小手电筒游移闪烁的灯光偶尔在玻璃窗上划过，又瞬间被反弹回去。

虽然我从小以冷静著称，但在那个夜晚醒来，也忍不住惊呼自己身置何处。

我们老旧房间成了一个巨大的科学实验室：床边暗红色柜子前靠着一个白色人形骨骼模型，呲牙咧嘴；寒光闪闪的天平秤放在十四寸西湖牌电视机上面，和两边天线遥相呼应。所有各种尺寸大小的砝码放在缝纫机上，压住了蓝色碎花盖巾；游标卡尺和各种易碎的玻璃管堆在鞋柜里；我甚至在枕头下摸到了一个机械秒表；床下的大篮子里放着无数的，各种颜色的圆珠笔、钢笔、自动铅笔、三角板、小圆轨，我立刻从中瞄见了五六支学校小卖部新发布的小熊头铅笔。

这时我疲惫的哥哥已经在隔壁房间沉沉睡去，我忧郁的爹出门打麻将还没有回来，床头的浣花洗剑录停留在第156页。

我开着灯，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为这家里骤然而增的财富，急得团团转。这种五味杂陈，半喜悦，半恐惧的暴发户情绪折磨得我再也无法睡去，只好跳下床玩起天平秤，把所有抽屉里的东西全部称了个遍，几只纳好的鞋底，0.2公斤，一朵红色小珠花，0.05公斤。到了凌晨，晨光从窗外泄进来，我已能看清楚几株苍绿的燕竹在薄雾中迎风招展。我瘫坐在地板上，身心疲惫，终于恍恍惚惚勉强接受了这个命运，这些东西全是我们家的了，我即使读到大学也不用再买笔了。

但命运偶尔不随我便，第二天，我们家爆发了巨大的争吵。一家三口对着冰冷的锅，对着漆黑的灶膛墙壁，围坐在厨房的小餐桌旁，进行了知识和人品的较量：争夺父权，争夺对事件最后的影响力。我们再也顾不得对面泥墙屋里家养肉猪凄惨的叫声了。畜牲！

我爹沉着脸问：水浒一百零八将按照梁山排名能一一说出人名吗？那隋唐英雄按照瓦岗寨排名前十名呢？孙策几岁死了爹？杨文广最后上山当了强盗吗？他有没有学会隐遁术？方宝玉的爹有没有和白水宫的宫主结婚呢？

我哥智商低，知识面窄，半响也没有回答出来。他沉默了半刻说：科学就是力量，你知道三角形外角总和是多少吗？

三百六十度，我爹本能地脱口而出，但又似受到了惊吓，眼神闪烁，为了掩饰这种和他年龄不符的心神不宁，他低头点火抽起烟来。我承认他该机智的时候的确不含糊，毕竟他读了八年小学，而且我听说他数次跟老师声称迟到原因是上学路上遇到了老虎，有两次是豹子，还有一次是狼。等到我读小学时，我爹迟到理由仍然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小学里流传，从匪夷所思慢慢成了传说。

当然我不想让他得意太久。偷鸡摸狗，不劳而获，天降横财种种，通过彻夜的苦苦思索，我已经深入骨髓地接受了，并开始享受起这种隐秘的欢喜。我说：爹，那十六边形的外角总合是多少？

我哥投给了我一个赞许的目光，领袖富有意义的深邃的眼神让我激动得浑身血液都要滚动起来，这一刻，我们是利益的共同体，我几乎按耐不住地想跪下来求他给我五根铅笔，三个圆规，另加一支暗红色的钢笔。我爹犹犹豫豫地说：六百四十度吧。烟灰掉在了他陈旧的灰色裤子上，一种中年男人特有的无可奈何的颓势一览无余。

错，所有几何图形的外角和全是三百六十度，知识就是力量，科学就是力量。我重复了上周数学老师在一个午后淡定自如的回答。

我爹恼羞得满脸通红，随即毫不掩饰地震怒起来。大人永远是不讲理的，文斗不行，立刻上了武斗。喂完了猪，揍了我们一顿后，他再也不顾及我们的感受，把所有的器材全部背回了学校……

我们站在门口，望着他遥远的微驼的背影，对这生活的宁静不由自主感到了腻烦。

我父亲和我哥哥出生时候的胎盘，据说都保存得很好。我没生过孩子，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圆的还是方的还是水母型的，总之肯定是血淋淋的，我奶奶把它们塞进一个土色的陶瓷罐子里，蒙上一层塑料，用麻绳扎好，然后就不知道藏在哪里了。

这太恶趣味了。我一想到这若干个罐子现在还在家里某个角落里蹦跶着，就全身发毛，睡也睡不好。

而我们这些比较贱命的女孩子，比如说四个姑姑和我，我们出生的附加物都通通给了村口做寿鞋的老太太，各换了一升玉米。这老太太长年吃这个，村里所有育龄妇女全是她的补品载体。我每次走过她屋子，看她白发红颜，兴高采烈地坐在门口缝制一些花花绿绿的寿鞋，脚边摆着一个煤饼炉子，炖着一些未知的肉类，香气扑鼻。我恨不得一脚踢死她。

我为什么对比这些呢。因为这个黄昏，我哥哥神神秘秘跟我说，我爹终于决定要卖掉一个孩子了，俩个孩子太闹腾了，不好养。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有点兴奋有点遗憾，甚至学起电视剧那套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又装模作样摸了摸我发黄的头发，就差没掉眼泪了。

那天是党的生日，神圣的日子，挂在堂屋廊柱上的灰旧广播一直放着红色的乐曲，仿佛魔咒一样，呈波浪式一圈一圈绕着台门里的每一个被分隔开的空间。我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石板凳上，黄昏阴沉沉的风从南门口进来，有一阵没一阵的，吹得我脸色雪白，脚心发凉。旁边一株翠绿的天竺，顶上结了好几串鲜红的小果子，我弄了一些下来，嚼了嚼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

被卖掉的肯定是我，我想。我的胎盘已经被吃掉了，换来的玉米也已经喂了鸡，还有什么资格留在这个屋子里呢。把我卖掉，一点痕迹都不会有了。卖我哥，家里还得翻箱倒柜找那个陶瓷罐子。我越想越悲凉，眼眶发热，想放声大哭，又怕被我爹发现后更惹他心烦。这只会加快他寻找买家的步骤。在这个热闹又寂寞的黄昏。

于是，第二天我去找了卖鱼的人。每个清晨，他会出现在菜市场外围的电线杆下面。隔着一条沙砾铺就的马路，我蹲在小卖部一筐桔子旁边看他。他三十来岁，穿着青色的衬衫，面色愁苦，身材高瘦，背微驼。现在还没到收工的时候，他轻靠在电线杆上，脚下放着两个红色的塑料水桶，我知道那里面密密麻麻挤着很多鲫鱼。

太阳渐渐大起来了，我甚至清晰地看到了他脸上的雀斑和唇边的一颗黑痣。红色水桶仿佛成了透明的，红色的鱼在里面一直扑哧个不停，溅起水花金灿灿的。人群熙熙攘攘，几辆三轮车从我眼前掠过，带起很多灰尘，粘在我的脸上有些发痒。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水，我终于确定了，他是我妈的转世！

这个奇迹，在我联系观察了一周后，终于确定了。虽然一开始我迷惑于他的性别和年龄，但这些有什么重要呢？爱，爱不是能超越一切吗？他的表情那么温柔，那么让我感觉熟悉，连他嘴边的一丝苦笑也是曾相似。我简直要欢呼起来，忍不住拿了旁边筐里一个桔子剥皮吃起来。管他呢，即使被发现了，我妈也会帮我付钱的。

我想我一定要跟他走了，在被我爹卖掉之前。

他挑着桶走得很快，我默默地小跑步跟着他，后面是明晃晃的太阳。他一直沿着通往外山的那条路走，爬着很多不规则的石头阶梯，阶梯缝里长毛草郁郁葱葱，桶里的水一直晃动，溅在草叶上。我偶尔停下摘点路边的映山红，然后再赶一阵路。映山红抽掉花蕊是可以吃的，嚼嚼，酸酸的味道很好。我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，但跟着总不会错吧。山里的风清凉爽朗，带着春天甜腻腻的气味，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李，啊，我的心情愈发愉快起来。

事情结束在我摔了一跤的时候。膝盖出了血，我忍不住痛，哭了起来，我抬头看他。

他回头了，站在高我八个阶梯的位置，太阳和高山上的电视塔都在他的身后，黑色的影子沿着那些不规则的石头歪歪曲曲投到我的脚下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却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他说：这不是老王家的孩子吗？在这里干什么……

原来他认识我爹。我更加绝望地哭起来。

叔叔成了小木匠后，给我们家打了不少家具，每件家具都漆成了鲜艳的桔红色，雕龙刻凤，样式复杂，这些光鲜亮丽的家具散落在我家各个晦暗寂寞的角落，简直是明珠暗投。

今年年初他又吭吭哧哧扛了一个厨柜回来，立式的大柜子，上面两层可以放吃不完的剩菜，下面两层放瓢盆碗筷，中间还带三个抽屉，放一些杂物。柜子门是镂空雕刻，精工细活。这么个美轮美奂的厨柜，放在我们家破旧的厨房里，鹤立鸡群，我看了都不好意思。我妈很稀罕这个柜子，开始把所有宝贝的东西往里面堆。麦乳精，黑枣浸烧酒，毛鸡蛋，西瓜种子，炒南瓜籽等等。

我那时候上幼儿园，三天打渔，两天晒网。甚至眼泪汪汪告诉我老师，我每个下午要去放牛拔草摘茶叶，实在没空去幼儿园搭积木玩老鹰捉小鸡。但在家的无聊日子，我又能干嘛呢，只能爬上那个柜子，用勺子舀麦乳精吃，用织毛衣的针扎浸在烧酒瓶里的黑枣吃，毛鸡蛋不吃，嗑南瓜籽费劲。 再刺激一点，我就去偷楼梯口缸里的酒糟吃。现在想来，偷吃的尽是些对大脑发育不良的东西。

但日复一日不能老这样，一个厨柜能有多少想象力呢，作为大人，总得给孩子换点新鲜玩意儿吃吧。我就去求我妈。

那天是个雨天，她正坐在厨房门口洗衣服。门外阴雨绵绵，通往村口的青石板路亮晶晶的，路边泥墙屋都被打湿了，零零散散的深黄。我蹲到洗衣盆旁边说：妈，买个芝麻饼吃吧。

我妈连头也没抬：家里没钱了！你爹在江西也没寄钱过来……

当时我爹的确带了一队人马，跑去江西捕鸟了，主营两种鸟：画眉和相思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捕法，一想来就觉得是一堆大男人，面色狰狞，手舞足蹈，满山乱窜，几只不得安宁的小鸟扑翅在他们头顶，走投无路。这算什么挣钱法啊，太没出息了，我都不屑和我同学提，一般都文绉绉告诉别人：我爹，知道吗？出门做生意去了。

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青天霹雳：我家没！钱！了！我蹲在厨房间潮湿的黑泥地上，一瞬间外面所有的雨似乎都下了我的身上，湿淋淋地贴着衣服，阴冷阴冷的。骨子里都渗出凉意来，我艰难开口：那，妈，我们家到底还剩下多少钱？

我妈这下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仔细想了想说：两毛吧。

两毛！这个雷终于劈到了我头上，我眼前一黑，恨不得昏死过去。我妈不像我爹，她面相老实，性情温顺，断然不会为了区区一个芝麻饼骗我。但两毛钱连下稀饭的酱黄瓜都买不起，仅够买个芝麻饼！我脑中一片茫然，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屋子里慢慢黑了下来，我眼前只剩下一个轮廓模糊的可怜妈妈在低头洗衣服，和一个中看不中吃的大厨柜子在一片晦暗中哭泣。

当天的晚餐我吃得很小心翼翼，心怀忧伤。看到我哥夹了块很大的葱炒鸡蛋，一口就吃了，我差点没扑过去打他了。我们家就是这样被他吃穷的！

晚上睡在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，一直追问妈妈我们家的经济状况。没想到还得知了一个更为凄惨的消息，我们家为了做水泥地，居然还欠一个张姓的胖阿姨两千块钱。

我已经被痛苦折磨得快麻木了。邻居家的电视声一直响着，莺莺燕燕，歌舞升平，远处的狗叫声此起彼伏，无忧无虑。我躺在黑暗中，满怀心事，一直默默地流眼泪。我甚至想了一个办法，如果在五分钟内我能在床上摸到我们家的猫，那欠债这个事情是假的，我们家只有两毛钱这个事情也是假的。我的手伸在黑暗中，一直摸索，渴望摸到猫光滑的皮毛。但想象中的五分钟过去了，猫一直没有过来。我叹了口气，想这就是命运吧，我们家欠债是命运，是神安排的，我无能为力。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太过于痛苦的事情，我总会安排一个更高难度的测试，来测试这是不是命运规定的，比如说我能一口气跳上十层楼高，我们就能统一台湾；如果我能十分钟内捡到一百万块钱，我就能嫁给李嘉诚的儿子；当然我没有做到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命运。

接下来的事情我忘记了。因为日子还是照样过。早饭酱黄瓜还是有的。

后来我母亲去世了。张姓的胖阿姨也来参加葬礼，我一直在偷偷地哭，而且不敢跟她去打招呼。葬礼完，我们从山上回来，天开始下小雨，路越来越泥泞，我本来穿的白衣服就过大，拖拖沓沓，裤腿上沾满了黄色的烂泥。胖阿姨把我抱起来，走了一段路，突然她在我耳边偷偷地说：你妈，真坏！是不是？

这一刻，我无比惶恐，我立刻就想起那两千块钱的债务来，我开始冷得发起抖来。不知道咱家到底有没有还这个阿姨钱……

我母亲去世的事情，是济华哥哥告诉我外婆的。他们其实素不相识。当天晚上，他拿着手电筒，爬过两座山，走了四十里路。夏日茅草疯长，他茫然地沿着一条弯弯曲曲通向森林深处的山路走着，没有鸟的叫声，只有大片大片的萤火虫一直闪烁在草叶丛中。等他询到了我外婆的村子时候天色已亮。他昏昏沉沉地走了很多冤枉路，夜晚的山林实在安静。虽然他后来一直跟我说：耳边很多声音，闹得要死。

我外婆对他相当有好感，第二年的夏天，得知他自杀身亡后非常伤心。我也很伤心，虽然我现在连他一丁点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，但他必定是个温柔善良，而且爱穿白衬衫的少年。每个清凉的黄昏，他轮廓模糊的身影徘徊在那个窄窄的小弄堂里，愁绪万千，脚踩过倒在路边的那些沙蛤壳，吱嘎吱嘎作响。

他自杀的那天晚上，月色明亮，照得我们的村庄纯净透明。所有的人都已睡着，包括那些赌徒们都已散场归家，每个屋檐下的角落都不会有男人背着身在撒尿。

他背着一个长梯子，拿着一瓶烈性农药和一把小榔头来到了家后门的小弄堂。离弄堂口仅五米处，架着一座水泥板搭成的简易天桥，无非是豆腐坊的老板为了行走方便，用来连接住房的二楼和豆腐坊的二楼的。

他顺着带来的长梯子，爬上了水泥板。他安静地在那里坐了一会儿，脚悬在空中，深夜没有风，青色鹅卵石的路面光滑平整，路边水沟细细的水声白天根本听不到的。

最后他叹了口气，喝下了瓶子里的农药，并拿铁榔头象征性地敲几下水泥板，声音非常轻，没有人被吵醒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几分钟后他躺在了粗糙水泥板上，望着蓝色星空，月亮温柔如水，睡着了。

你说是不是一个谜。那年他无非是十四岁的样子。